2023年深秋,马里北部沙漠地带，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支巡逻队在提莱姆西地区遭遇伏击，陷入重围，枪声、爆炸声和呼救声通过无线电传到中国维和部队指挥中心：“我们被包围了！至少有五十名武装分子！”
指挥中心迅速定位——距离中国维和营地87公里，时间就是生命，但前往救援需要穿越武装分子控制的“死亡走廊”，这时，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：阿什拉夫。
阿什拉夫·陈，32岁，中国维和部队工兵分队副队长，却有一个阿拉伯名字，这位出生在宁夏的回族军官，精通阿拉伯语、法语和当地图阿雷格方言，曾在马里执行过两次维和任务，对当地地形和武装组织活动规律了如指掌。
“阿什拉夫不是他的代号，而是当地民众给他的称呼，意为‘高贵的朋友’。”维和部队政委李建国解释道，“他曾三次冒着生命危险为被困村庄运送药品，当地人都认识他那辆画着红色五星的装甲车。”
救援会议紧张进行,常规路线已被封锁，空中支援需要90分钟才能抵达——被困部队可能撑不了那么久。
“有一条古道。”阿什拉夫突然开口，指向地图上一段几乎被遗忘的路径，“三年前我勘察过，是古代盐商走的，现在被沙丘部分掩埋，但我们的装甲车应该能过。”
“但情报显示那里有地雷区。”有人质疑。
“地雷是五年前埋的，大部分已被沙暴掩埋或失效。”阿什拉夫调出卫星图像，“而且我知道安全通道。”
指挥官沉默片刻：“成功率？”
“七成。”阿什拉夫回答，“但需要我带队。”
45分钟后,由阿什拉夫带领的六辆装甲车组成的救援队悄然出发，没有开灯，仅靠夜视仪在沙丘间穿行。
“停！”行驶两小时后，阿什拉夫突然举手，他跳下车，用手电筒仔细照射地面——几乎被沙掩盖的绊线。“反坦克地雷，新埋的。”他低声说，“他们知道这条路线。”
接下来的路程变成了一场排雷竞赛,阿什拉夫凭借对当地武装分子布雷习惯的了解，三次发现隐蔽的爆炸装置，最危险的一次，他在距离装甲车仅十米处拆除了一枚串联IED（简易爆炸装置）。
“你怎么知道在那里？”年轻士兵事后问。
“沙的颜色不同，而且他们喜欢在转弯处埋设。”阿什拉夫简单回答，但额头的汗水透露了刚才的危险程度。
凌晨4点17分,救援队抵达距离被困部队3公里处，通过无人机侦察发现，武装分子正在准备发起总攻。
“不能强攻，他们人数太多。”阿什拉夫提出大胆计划，“我带一个小队从西侧沙谷迂回，制造佯攻，主力从东侧突破。”
“太危险了！西侧是他们的火力集中区！”
“正因为如此，他们不会料到我们从那里出现。”阿什拉夫已经穿上伪装服。
接下来的20分钟,成为了马里维和行动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，阿什拉夫带领的五人小组利用沙丘掩护，悄悄接近武装分子阵地，在距离150米处，他们被发现了。
“就是现在！”阿什拉夫对着无线电大喊，同时下令开火，东侧主力部队趁机发起突击。
战斗激烈而短暂,武装分子被突如其来的两面夹击打乱阵脚，15分钟后开始撤退，阿什拉夫小组两人轻伤，无人阵亡。
当阿什拉夫的装甲车驶入被困部队阵地时,一名法国维和士兵跪地哭泣——他的战友腿部中弹，失血过多，已近昏迷，中国医疗兵立即展开救治。
“我们还以为等不到了...”被困部队指挥官，一位塞内加尔中校紧握阿什拉夫的手。
更令人动容的是当地民众的反应,战斗结束后，附近村庄的居民冒险送来水和食物。“阿什拉夫！阿什拉夫！”孩子们围着他的装甲车欢呼，一位长老通过翻译说：“我们看到五星红旗就知道，是中国人来了。”
这次救援行动被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（MINUSMA）记录为“教科书式的营救行动”，但阿什拉夫在事后报告中只写了简单一句：“完成了任务。”
“唯一性不在于我个人，”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，“而在于中国维和部队的原则：永远不放弃任何一个人，无论他来自哪个国家，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。”
数据显示,中国自1990年首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，已派出5万余人次维和人员，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最大出兵国，在马里，中国维和部队保持着零严重违纪、零战斗死亡纪录，同时完成了数百次工程保障和医疗救援任务。
在马里北部一些村庄的土墙上,还能看到稚嫩的画作：一辆装甲车，上面飘扬着五星红旗，旁边写着“Chine”（法语：中国）和“Ashraf”。
阿什拉夫已于上月结束任务回国,但他的名字，连同中国维和部队的故事，仍在撒哈拉沙漠边缘流传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这种唯一性——对生命的同等尊重、对承诺的坚守、在危险中的专业勇气——或许正是国际社会最需要的品质。
正如联合国秘书长马里问题特别代表所说：“在一些地区，中国维和部队的装甲车是唯一能让所有派系都停火的标志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维和力量。”
在广袤的撒哈拉,五星红旗继续飘扬，不仅代表着一个国家，更代表着一种理念：在最危险的地方，仍有人类共同的坚守与希望。